群体性雾霾焦虑表征及其社会心理效应

精选论文 2021-04-06 08:20170未知xhm
摘    要:目的 考察雾霾所引起的群体性焦虑,确定其认知构成及表征维度,并对其社会认知效应进行评估。方法 基于修订后的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A),结合问卷调查与小组座谈,分别考察了北京中、青年相关群体所呈现出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倾向,并就其如何看待雾霾成因及评价相关公共政策进行了探讨。结果 所调查的中、青年群体整体焦虑程度存在显著差异(t=0.249,P<0.01),其中青年居民在自我评价焦虑程度时更多指向了“烦躁静不下心”(r=0.405,P<0.01)及“担忧身体异恙”(r=0.465,P<0.01),而中年人更多承受“压抑感”(r=0.501,P<0.01)的煎熬且“迁出这座城市”的行为倾向(r=0.419,P<0.01)也较为明显。另外焦虑亦会致使那些对公共政策成效缺乏信心者陷入消极评价的恶性循环。结论 本文通过《雾霾焦虑自我评估量表》编纂,本课题组将其表征具体化为“生理状态”“行为倾向”及“主观感受”等维度,并基于此确定且比较了中、青年群体何种维度的不确定性与其雾霾焦虑的形成更密切相关,尤其发现中年人更多承受“压抑感”的煎熬而青年人则因雾霾充满“烦躁感”。这也为缓解/抑制其雾霾焦虑程度及如何做出相关引导提供了相应借鉴。
关键词:雾霾焦虑 情绪叠加 归因 证实偏差

当今社会,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诸多涉及民生领域的公共性问题日益突出,困扰着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正常开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美好生活愿景的希冀。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了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关注的焦点,其中污染防治更是被列入了“三大攻坚战”。在此过程中,针对空气污染的“蓝天保卫战”又成了污染防治中的重中之重——对于近些年来雾霾加剧的北京及周边地区尤为如此,北京市也相继出台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毋庸置疑,空气质量事关全民,尤其是新生儿及青少年。但空气污染防治极其复杂,涉及各个领域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耗时长、耗资多且见效慢。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都曾遭遇过空气污染的困扰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但各自成因不尽相同且中国更为复杂,所以很难直接照搬其治理模式或方案获取立竿见影的根除效果。更为严峻的是,体现在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上的治霾效果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的并不明显,比如雾霾天能见度并未得到显著改观。上述诸多因素难免会造成部分公众对雾霾本身及防治前景产生焦虑乃至恐慌等负面情绪,甚至对相应治霾措施及政策效果产生怀疑乃至产生负面评价,不能形成相关共识而成为政策执行的掣肘。

1 文献回顾:风险社会与群体焦虑的“双重夹击”

按照心理学上的定义,焦虑主要是一种集生理、心理和行为等层面针对未来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综合反映[1]。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有多种原因所造成,比如个人层面既有对自己日常琐事过度担忧而导致的广泛性焦虑(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也有可能针对特定事物或情形出现恐慌式焦虑。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家基于风险(risk)社会中“不确定性”规模化的考量,提出有必要探讨焦虑其社会维度/层面所形成的内涵[2]。而这些被吉登斯称为“受人为影响而制造出来的风险”在当今社会多集中于环境污染和健康威胁等领域,让人们饱受其困扰[3]。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术界全方位探讨了疯牛病(BSE)等食物安全危机所引发的焦虑和恐慌,尤其从群体的视角强调了共同经历或体验所带来的显著社会效应。比如格拉斯哥媒介研究组通过对13组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当地居民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追踪调查[4-5]。他们发现,那些蕴含风险提示的信息业已使受访者普遍深感恐慌,尤其是未知后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倍加焦躁不安,促使部分受访者在日常饮食选择(比如肉制品来源地)上更加谨慎。正如该研究组埃尔德里奇所总结到的,“风险来临时,人们总想一探究竟,弄明白其成因及形成路径以抵御风险。但当人们逐渐察觉到风险尚不可控或已不可控时,恐慌乃至恐惧则会占据主导”[5]。
这也印证了“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所提出的——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规模化情绪效应:“灾难性影像多使人们无法保持冷静。感受到威胁的公众,不禁会累积乃至迸发出诸如愤怒及仇恨等消极情绪”[6]。这些情绪型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多元化的,往往也会受到风险所属类型及个体自身条件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及程度(参见Fleury-Bahi的相关论述[7])。环境领域尤其值得关注及探讨。这不仅是因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主要源自乌尔里希·贝克对于此领域的观察,更是因为过去三十余年环境领域所涌现出来的诸多污染问题对人类身心健康所构成的威胁。夏玉珍和卜清平通过回顾国内十多年来风险研究也指出,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频发性出现,会愈发使得当今中国风险呈现“高度复杂性”“复合型”的特点———他们尤其指出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更加具有脆弱性”和“低效的修复功能”[8]。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成伯清所提出的透过风险社会视角“从根本上来反思”环境等社会问题的号召,同时应积极调查不同群体不同程度的“受害状况”,以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其形成机制及影响范围并做出相应对策[9]。
可以看到的是,医学界不遗余力地从多种渠道去评估某种特定污染可能会带来的健康风险,以期累积多方面临床证据从而证实何种疾病与其相关。拿空气污染来讲,因其所造成的“呼吸系统及心肺功能损害”不可避免成了医学界长期以来所研究的重点,尤其在那些较国内较早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关医学成果颇为丰富。他们致力于探寻不同类型/症状呼吸疾病的致病源,即验证这些疾病与空气中的何种污染物存在密切关系,进而从医学角度强调严控这些污染物浓度及约束相关污染行为的必要性。比如细颗粒物PM2.5已被多次证实会导致哮喘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患者数量增加或症状加剧(参见Guan等人的回顾研究[10])。除此之外,医学界也在精神状态/疾病领域对其影响进行了拓展性探究,这些成果对本课题尤其有指导意义。比如Power等人从病理学角度解释了其中所蕴含的逻辑,即空气污染所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背后的分子细胞或神经元损坏会诱发患者本身焦虑或抑郁[11]。他们同时也关注到其中可能蕴藏的认知机制及复杂的情绪反应过程,比如患者可能会对自己呼吸系统症状进行错误解读(甚至可能源于自己对于疾病的恐惧感)而诱发或加剧焦虑情绪。也就是认知偏差导致了焦虑水平的增加[12]。Sass等人则从个体户外运动减少导致被社会孤立的角度阐释了空气污染为何会在精神层面产生负面效应[13]。这些国外先驱性研究成果可谓为“雾霾焦虑”概念化的推进铺垫了医学理论性框架。本课题旨在把握此概念化嬗变,同时也呼应了Ungar等人所提出的“加大、加深对新型社会焦虑研究”的号召[14]。
针对现阶段国内空气污染过程中所出现的“区域复合型”特征,学术界逐渐意识到并指出“区域联防联控”及“多种污染物共同防治”的重要性(参见吴丹和张世秋的建议[15])。这些呼吁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呼应。北京市于2014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就明确了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加强整体统筹协调”;而在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牵头下,从2013年9月17日开始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污染物协同减排、机动车管控、产业结构优化及燃煤使用清洁化”等细则,且在最近两年不断规范、不断细化(尤其是针对秋冬季制定《攻坚行动方案》)。毋庸置疑,公众对于这些公共政策的评价,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其所取得成效的认可程度以及对未来的可持续、可执行性的评估。其中政策“是否对症下药”可谓其评判的基础,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于雾霾成因的判断。然而在风险社会和群体焦虑的双重夹击下,他们的判断/决策过程不会仅局限于对于政策本身的认知;他们自身相关的负面情绪不可避免会被激活并干扰此认知进程,从而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结果。这从一方面也阐释了翟学伟等学者为何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信任机制在风险社会各种冲击下迟迟无法健全[16]。具体来说,他们可能因饱受生理上慢性呼吸疾病的煎熬而长期抑郁、焦躁,也有可能因为先前雾霾天的糟糕经历而留下“极度厌恶却又无可奈何”的负面情绪性记忆及厌世心态。这些特征也符合Hallman和Wandersman就环境污染针对心理压力源所进行的“概念性”区分[17]。他们重点强调了“健康威胁”“未知隐患”“无力挽救”“无人担责”“媒体渲染”“个人无助”“声誉受损”等方面是造成压力乃至焦虑的主要原因。而周晓虹则指出当今中国人由“现代性体验”所衍生出的焦虑感远比其他国家具有“独特性”[18]。此外,公众对媒体报道及专家解读不信任又会产生厌倦/抵触,抑或其他渠道所造成的信息不畅,就更容易导致他们偏离理性探讨的轨道乃至错误解读。因此,有必要以北京雾霾为例探究其所引发的群体性焦虑,如何影响公众相关认知判断及可能存在的路径和机制。

2 研究方法及样本

2.1 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分3个阶段进行,使用定量统计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混合式方法”(mixed methods,参见Tashakkori&Teddlie[19]及Creswell[20]的相关介绍)。第一阶段为探索性研究(pilot study),于2014年6月~9月分别通过5组、总计30例的小组座谈(focus group),初步掌握大家对雾霾的反应及其成因的看法。主要收集、归纳描述焦虑心情的词汇,以便针对已有焦虑量表进行有效修订或编纂(详见表1);以及解读雾霾成因的常见说法,用于对问卷选项更准确的表述。第二阶段是向居住、生活在北京城六区内的在校青年大学生发放问卷,分别于2016年~2017年向城六区内五所高校(一所在丰台区,另外各两所分别位于朝阳区、海淀区的南边和北边)各发放50份问卷,收回203份(回收率达81%),其中141名认为自己会受到雾霾影响。在认为“自己会受到雾霾影响”的141名学生中,“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和“外地来北京上学的”分别有75名、66名。与此同时,委托该5所学校京籍学生向其家长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46份(回收率达82%),其中符合课题研究对象的问卷共218份。第三阶段,通过小组座谈的形式对大部分问卷回答者进行追问,共举行30组青年学生座谈(每组3~5人不等)及112户家庭座谈。小组座谈最大的优势在于对其看法“为何形成”(Why)及“如何形成”(How)进行深度探索[21],可以基于问卷答案进行追问并有效补充其所不能收集到的信息。同时可以通过小组成员间的互动,尽可能获取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反应态度,从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左右其观点形成的因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逻辑[22]。
2.2 雾霾焦虑量表编纂
鉴于本研究主要关注“焦虑”这一议题,选取合适的焦虑自我评估量表并根据“雾霾”的相关特性进行修改和补充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本研究雾霾焦虑量表的制定主要基于Zigmond和Snaith提出的医院焦虑抑郁量表[23](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中有关焦虑(anxiety)的测量选项HADS-A,同时根据探索性小组座谈所得到的一手资料进行修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HADS-A量表主要是用来评估一般性焦虑水平,且不聚焦于其中涉及的认知进程。所以对于本课题来讲,我们会在探索性研究阶段让参与者描述他们在雾霾天气时的心情以及生理上的反应,收集相关词汇(如“烦躁”“郁闷”)及有代表性的描述,进而对HADS中的选项进行筛选和细化补充,尤其是要对一些比较抽象的形容词进行具体性描述。如下表1所示,比如将相对抽象的“抵触情绪”延伸具化为“不想上班或上学或外出”会更有利于回答者联系自身实际做出相应判断。另外量表中每项都将采取李克特5级制加以区分;7项所得分值求和即体现了参与者针对雾霾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焦虑程度(分值范围7~35分)。
表1 修订后的雾霾焦虑量表
项目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非常频繁
抵触情绪(不想上班或上学或外出) 1 2 3 4 5
压抑、郁闷、说不出的不舒服 1 2 3 4 5
烦躁、静不下心 1 2 3 4 5
焦虑(担心自己身体健康会受到威胁) 1 2 3 4 5
忧虑(身体出现异恙,迟迟不见康复) 1 2 3 4 5
惶恐(有想马上逃离这座城市的冲动) 1 2 3 4 5
恐慌(产生彻底迁出这座城市的念头) 1 2 3 4 5
基于第二阶段所得到的141份青年问卷和218份中年问卷,通过计算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检测了此量表的可信度,得到的结果分别为0.857(>0.70)和0.886(>0.70)。这表明量表中的7个选项保持了相对高度的一致性,数据结果真实可信。

3 问卷结果

如前文所示,本量表在细化选项方面加入了体现“认知构成”的雾霾经历相关描述,其理论依据主要源自Eysenck[12]及Power等人[11]为更好理解个体情绪差异所开拓的认知视角。这些国外先驱性成果毋庸置疑为“雾霾焦虑”这一概念范畴化铺垫了框架,而将这些表征维度具体化以及确定何种认知元素在雾霾焦虑诱因中处于相对主导的位置,则成了本课题有待解决的首要任务。故本课题组要求受访者对其焦虑程度进行整体自我评价,并通过检测各维度与其相关程度来呈现对应关系,以更好地呈现其失调实质。追加问题及选项如下。见表2。
表2 受访者自我报告的雾霾焦虑整体水平
总体来说,您觉得雾霾天时自己内心的焦虑程度
略有症状,但很轻微 1
症状明显,但不影响生活和活动 2
症状较重,已影响到生活与活动 3
症状很重,严重影响生活与活动,需住院调养 4
症状极重,生活与活动无法进行,需立即治疗 5
Fontaine等人综合多年来情绪研究成果,将24种情绪近150种“特征描述”的共性,分门别类凝练、归纳为五大“构成部分”:①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表情、声音及肢体变化;②以身体器官变化为主导的生理状态;③感官体验而形成的主观感受;④基于好/坏区别的简单评估;⑤迫切想完成特定动作的行为倾向[24]。
首先,结合本课题组所修订的《雾霾焦虑自我评估量表》,不难看出“选项-担心身体健康会受到威胁”以及“选项-忧虑身体会有异恙久不康复”归属于涉及“生理状态”的焦虑维度②;“选项-迁出这座城市的念头”以及“选项马上逃离这座城市的冲突”可以视为属于“行为倾向”维度⑤的呈现;而与“抵触情绪”“烦躁静不下心”以及“压抑不舒服”有关的选项则体现了焦虑情绪“主观感受”方面。其次,与即时类情绪心情(mood)相比,焦虑情绪不会那么明显地通过表情等变化自我流露出来,另外测试者自我评估时也很难注意到自身的这些细微变化,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HADS-A量表在要求测试者自我评估时没有囊括类似的即时性体征反映。除此之外,鉴于本课题重点在于拓展情绪的认知维度及进程,而Fontaine等人的“好/坏评估”仅涉及简单认知层面,且在此测量中焦虑情绪明显指向“消极”一面,故此维度不再单独列出[24];而是如前文所示,本课题组业已根据雾霾相关特性将其认知描述具体化,并分别融入属于“生理状态、行为倾向、主观感受”等维度的选项当中。

图1 雾霾焦虑的表征维度及元素相关性
注:实线——为青年组,n=141,虚线---为中年组,n=218;**P<0.01
如图1所示,年龄18~23岁的青年北京居民(n=141)在自我评价焦虑程度时更多指向了与“生理状态”(r=0.465,P<0.01)和“主观感受”(r=0.405,P<0.01)相关的维度。也就是说在这些青年眼里“生理状态”及“主观感受”维度与其雾霾焦虑的形成更密切相关。简言之,他们“烦躁静不下心”且“担忧身体异恙”。反过来说,若想抑制这群青年的雾霾焦虑程度,则需要在这两方面引导下功夫:安抚其烦躁感,并引导其保持积极乐观的同时客观看待雾霾对身体负面影响的程度。与此相比,中年北京居民(n=218,平均年龄48岁)“主观感受”这一维度则集中在“压抑不舒服”上(r=0.501,P<0.01);而其“迁出这座城市”的行为倾向(r=0.419,P<0.01)也较为明显。也就是说,这群平均48岁的中年人在雾霾天的时候更多承受着“压抑感”的煎熬,与本研究青年群体主要呈现“烦躁感”形成对照,体现了“主观感受”形成中的年龄因素。而此因素及其附带的思维差异则驱使他们关注了不同维度上的不确定性。其中一种解释可以是:风华正茂即将步入职场的青年人不愿健康问题成为未来职业发展的掣肘、隐患[25];而“知天命”的中年人们更关心当前的身体状态以及为未来退休后去哪里颐养天年而发愁。
如前文所示,焦虑主要是针对未来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综合反映[1],而对公共政策信心的缺乏则会加剧这种不确定性。McCallum,Hammond和Covello也指出,当公众作为观察者,愈发觉得应对者“束手无策”、而自己也“爱莫能助”帮不上忙时,愈容易诱发焦虑感[26]。为了更好地确定这方面是否存在关联,本问卷同样向参与者提出了“依据目前政策,您觉得彻底消除雾霾是否有可能”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考查“参与者是否对公共政策”具备信心的重要衡量标准。141例青年参与者中除了7例没有选择回答外,大多数的参与者选择了“可以解决但要花一定时间”(85例),“根本问题没解决前不看好”(46例)以及“不可能解决”(2例)和“能够很快根除”(1例)。与此相比,中年组的情况是:“可以解决但要花一定时间”(107例),“根本问题没解决前不看好”(79例)以及“不可能解决”(12例)和“能够很快根除”(20例)。因此很有必要比较这四组参与者的焦虑程度,尤其是在后者比前者更具备信心的情况下。如图2所示,本研究通过单因素ANOVA发现。

图2 对公共政策具备信心的程度
注:实线——为青年组,n=141,虚线---为中年组,n=218
显而易见,那些对公共政策成效相对缺乏信心的受访者更容易焦虑些。这也印证了Eysenck[12]及McCallum等人[26]的相关论断。Fennell指出,缺乏自信的低自尊人群往往会陷入“情景触发不确定感->负面预测引发焦虑->自我怀疑无助自责”的恶性循环[27]。与此类似,这里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焦虑程度高->对不确定的事务(如公共政策的成效)消极负面评价->缺乏信心、觉得自己爱莫能助->进一步又加剧了焦虑。Panksepp从神经学及脑科学角度证实了这一循环系统的存在性,即认知进程会唤醒/激活情绪环路,而情绪环路又会反过来会影响判断、决策等认知进程[28]。而部分受访者也在座谈中着重强调自己的无助感,普遍通过采取个人防护措施以求减缓焦虑症状:“我能做的只是戴口罩,戴两层……我买了好多……有没有作用不知道,起码心理上有个安慰”(受访者甲,女,朝阳区,青年第27组)。由此看来,除了提升公众对相关政策成效的信心外,还应该让公众积极参与到雾霾治理中,让他们感觉自己能贡献一分力量积极地影响治霾的进程,让他们不再那么绝望或爱莫能助,无疑从某种程度上也会减轻他们的焦虑情绪。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定量统计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混合式方法”,以大学生群体及其父母为蓝本初步调查了北京中、青年群体针对雾霾所呈现出来的群体性焦虑。尽管青年组(n=141)和中年组人数(n=218)并不完全对等,但已基本满足本研究分层调查(而非直接比较)的动机,且所获定量数据和访谈文字充分反映了各自所在群体心理特征及思维模式,尤其通过“混合式方法”充分探索了他们看法“为何形成”及“如何形成”,为后续开展相关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首先通过《雾霾焦虑自我评估量表》编纂,本课题组将其表征具体化为“生理状态”“行为倾向”及“主观感受”等维度,并基于此确定且比较了中、青年群体何种维度的不确定性与其雾霾焦虑的形成更密切相关,尤其发现中年人更多承受“压抑感”的煎熬而青年人则因雾霾充满“烦躁感”。这也为缓解/抑制其雾霾焦虑程度及如何做出相关引导提供了借鉴。对于更关心当前身体状态的中年人来讲,应及时提升他们的健康信息素养,并配合“健康中国2030”行动为其提供相应的休闲娱乐、日常锻炼及保健设施和服务,尽可能最大程度上消除他们在雾霾天时所产生的“压抑感”。而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多会因为雾霾天无法户外正常活动而倍感“烦躁”,应多开放公共场馆设施,通过室内健身及球类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他们的体质也可以转移、缓解他们“因担心未来健康问题负面影响”所产生的焦虑。针对青年人喜好、接受新生事物较强的特点,还可以加强推广虚拟现实技术及可穿戴设备“模拟”出室外场景及室外活动。
其次,本研究重点探讨了不同焦虑程度的群体如何看待雾霾成因及评价相关公共政策,以进一步评估雾霾焦虑的社会心理效应。一方面,问卷调查不仅显示受访者对某些非理性论断的赞同程度与其雾霾焦虑程度呈显著相关,而且反映出围绕受访者无助感会形成的“负面情绪和消极评价”的恶性循环。针对此种情况本研究建议应让公众积极参与到雾霾治理中,让他们感觉自己能贡献一分力量且积极地影响治霾的进程;另一方面,经过小组座谈深度探索发现:焦虑值较高的受访者更容易受到相关负面情绪的驱导(尤其在多重负面情绪叠加的情况下)在雾霾归因过程中更倚重“证实偏差”的认知路径,且更倾向归责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内在动机及特质。另外,焦虑情绪会对某些认知路径的形成起到调试性作用,即协助或抑制某些因素考量的权重。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受访者期望治理举措与归因路径所聚焦领域“不协调”的机制性困局。而解决这些困局,不仅需要尽可能最大程度上疏解、减缓公众的雾霾焦虑情绪,更需要研究者针对相关动态的社会认知进程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系统性研究,尤其可以从信息素养及传播等角度全方位进行探讨,以更好地凝聚治霾共识、让相关公共政策更充分发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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