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状况分析

精选论文 2021-04-06 08:2271未知xhm
摘    要:目的 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提出实用的长期应对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研究主要以浙江省和湖北省的医务人员为对象,测量工具包括社会人口学问卷(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指标)、压力知觉量表(PSS-10)、睡眠质量问卷(SQQ)、2条目广义焦虑症量表(GAD-2)和2条目患者健康问卷(PHQ-2)。结果 PSS和SQQ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5.46(95%CI[15.05,15.87])和16.01(95%CI[15.40,16.57]),9.86%的医务人员出现焦虑,10.37%的医务人员出现抑郁症状。压力感知和睡眠质量对焦虑(压力感知,OR=1.381,P<0.001;睡眠质量,OR=1.082,P=0.003)和抑郁(压力感知,OR=1.283,P<0.001;睡眠质量,OR=1.074,P=0.004)的影响作用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较高的压力感知和不良的睡眠质量都是焦虑和抑郁的危险因素。临床管理中,可将医务人员实际需求放在首位,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应侧重培养医学专业人才的长期职业能力。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务人员 焦虑 抑郁 睡眠质量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务人员面临着巨大精神压力和职业风险,包括防护不足、高感染风险、过度劳累、沮丧、孤立、失眠等。严重时甚至导致精神健康问题,常见的如焦虑、抑郁等症状[1-2]。这些精神健康问题不仅阻碍医务人员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斗争,而且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3]。因此,值得研究者重点关注和深入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围绕该主题的研究已较广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调查问卷条目设置过多,例如不少学者使用了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4-5],该量表心理指标全面,是优良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检查量表。然而测量时,仅此量表就有90个条目,问卷条目过多,可能导致更低的应答率和欠佳的应答质量,影响调查结果。②调查地域局限,缺乏代表性等。研究多集中在疫情定点医院,缺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其他存在暴露可能的医疗场所,且多是一线医护人员,忽视了准一线、后备一线和医技科室、后勤管理等医务人员;此外,调查多集中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科室,易造成偏倚。③研究的精神心理指标相对较为分散,缺乏一定的内部逻辑和理论依据。
本研究采用可靠且简易的测量工具,除社会人口学问卷外,由4份量表组成的问卷共24条目。其中,睡眠质量问卷(sleep quality questionnaire,SQQ)由本团队于2019年引入国内[6],经大样本多中心测试验证后首次使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调查对象为浙江省和湖北省等地的医务人员,目的是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影响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的因素及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提出实用的应对策略与应对路径等提供借鉴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社会人口学
社会人口学问卷包括性别(男、女),省份(浙江、湖北等),婚姻状况(单身、已婚、离婚、丧偶),职业类别(医生、护士、医技人员、行政后勤),技术职称(未定级、初级、中级、高级),教育水平(高中或中职、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信息,包括工作地点(疫情防控定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其他医院),工作内容是否与疫情前相同(完全相同、基本相同、不相同),工作性质(与确诊的患者/体液直接接触、可能与确诊的患者/体液接触、直接与疑似患者/体液接触、可能与疑似患者/体液接触、不与确诊/疑似患者/体液接触),防护是否足够(否、是),目前是否被隔离(否、是),是否有家庭照护负担(否、是),是否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经历(否、是)等。
1.2 精神健康相关指标
国内外研究显示,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症状与压力感知和睡眠质量有着密切联系[7-8]。因此,除社会人口学资料外,本研究中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还包含压力感知及睡眠质量等精神健康指标。压力感知状况使用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10,PSS-10)进行评估,PSS以李克特5点计分,英文版由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王振教授团队引入国内,心理测量学指标优良[9]。要求受调查者每个条目从0(从不)到4(非常)进行选择,总分为0~40分,分数越高压力感知越大。睡眠质量评价使用SQQ评价,日文版与英文版由孟润堂[6]博士团队于2019年引入国内,在医务人员、患者及高校学生等群体中表现出优良的心理计量学特征。SQQ同样以李克特5点计分(0~4分),综合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症状的评估采用2条目广义焦虑症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2,GAD-2)和2条目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2,PHQ-2)[10]。各量表总得分范围为0~6分,各量表得分若≥3分,则考虑存在焦虑、抑郁症状。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滚雪球抽样,通过网易问卷进行在线调查,时间为2020年2月25日~2020年3月3日,运用EXCEL整理数据,使用SPSS、JASP软件分析数据。社会人口学特征用频率进行描述,M(95%CI)描述平均值,平均值的比较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LM),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焦虑、抑郁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社会人口特征
588例医务人员的社会人口特征调查结果见表1。
表1  588例医务人员的社会人口特征[n(%)]

2.2 医务人员压力感知、睡眠质量状况
SQQ的平均得分为16.01(95%CI[15.40,16.57])。广义线性模型显示,SQQ得分在工作地点、工作性质和是否有家庭照护负担上有显著差异。在性别(F=2.664,P=0.103)、省份(F=1.618,P=0.199)、婚姻状况(F=2.631,P=0.073)、职业类别(F=1.102,P=0.348)、技术职称(F=0.754,P=0.520)、教育水平(F=1.438,P=0.231)、工作内容是否与疫情前相同(F=0.446,P=0.640)、防护是否足够(F=2.978,P=0.085)、目前是否被隔离(F=0.402,P=0.526)、是否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经历(F=0.008,P=0.927)上均无显著差异。见表2。

表2 医务人员睡眠质量影响因素
变量 因素 平均值(Mean)[95%CI] F P
工作地点 疫情防控定点医院 17.06[16.19,17.92] 3.734 0.024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16.24[15.09,17.38]
其他医院 14.25[2.89,4.42]
工作性质 与确诊的患者/体液直接接触 18.64[17.03,20.25] 4.016 0.003
可能与确诊的患者/体液接触 18.70[16.98,20.43]
直接与疑似患者/体液接触 18.06[15.77,20.34]
可能与疑似患者/体液接触 15.13[14.22,16.04]
不与确诊/疑似患者/体液接触 14.14[13.07,15.21]
是否有家庭照护负担 否 14.72[13.91,15.54] 13.856 <0.001
是 17.27[16.42,18.11]
PSS的平均得分为15.46(95%CI[15.05,15.87])。广义线性模型显示,PSS得分在省份、职业类别、工作内容是否和疫情前相同、工作性质、防护是否足够和是否有家庭照护负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性别(F=0.003,P=0.953)、婚姻状况(F=0.506,P=0.603)、技术职称(F=2.333,P=0.073)、教育水平(F=0.921,P=0.430)、工作地点(F=2.787,P=0.062)、目前是否被隔离(F=0.392,P=0.531)、是否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经历(F=0.513,P=0.474)中无显著差异。见表3。
表3  医务人员压力感知影响因素

2.3 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状况
医务人员GAD-2、PHQ-2量表得分达到3即为阳性,见表4。将GAD-2与PHQ-2分数重新编码,0~2分编码为0,3分或以上编码为1,将社会人口变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相关特征变量纳入Logistics回归方程。“工作内容是否与疫情前相同”“工作性质”“防护是否足够”在GAD-2中有统计学意义,考虑将其纳入方程,见表5。
表4 588例医务人员GAD-2、PHQ-2量表阳性率[n(%)]
量表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阳性率
GAD-2 132(22.45) 123(20.92) 275(46.77) 22(3.74) 22(3.74) 6(1.02) 8(1.36) 58(9.86)
PHQ-2 154(26.19) 108(18.37) 265(45.07) 32(5.44) 16(2.72) 6(1.02) 7(1.19) 61(10.37)

表5 GAD-2与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Estimate OR P
工作内容是否与疫情前相同 0.465 1.592 0.026
工作性质 -0.264 0.768 0.009
防护是否足够 0.789 2.220 0.011
“省份”“工作内容是否与疫情前相同”“防护是否足够”在PHQ-2中具有统计意义,考虑将其纳入方程,见表6。
表6 PHQ-2与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Estimate OR P
省份 0.613 1.846 0.003
工作内容是否与疫情前相同 0.537 1.711 0.002
防护是否足够 0.938 2.556 0.010
此外,将压力感知、睡眠质量纳入Logistics回归方程,两者的影响在GAD-2和PHQ-2中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7、表8。
表7 GAD-2与压力感知、睡眠质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Estimate OR P
压力感知 0.323 1.381 <0.001
睡眠质量 0.078 1.082 0.003

表8 PHQ-2与压力感知、睡眠质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Estimate OR P
压力感知 0.249 1.283 <0.001
睡眠质量 0.071 1.074 0.004

3 讨论

3.1 压力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表明,全世界的医务人员在抗击此次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普遍承受着各种压力[11-13]。本次调查表明,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务人员的压力感知状况与省份(受灾地区)、职业类别、工作内容是否与疫情前相同、工作性质、防护是否足够、是否有家庭照护负担有关。湖北地区医务人员压力感知比浙江地区高,可能与抗疫初期爆发地人力资源短缺,职业暴露可能性高,承受的压力感知相对较大有关。此外,疫情期间大量协调和管理工作、行政管理人员压力感知高于临床医护人员和医技人员。在疫情中,许多医务人员脱离原岗位到达临床抗疫前线,这也会增加压力感知。与患者/体液接触的医务人员承受的压力感知最大,这可能由于与直接接触已确诊患者的医务人员相比,他们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和防护不足的风险。不能按标准受到防护的医务人员压力感知比能按标准得到防护的医务人员高,而承担家庭护理负担的医务人员的压力感知也更高。
3.2 睡眠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睡眠质量方面,本研究发现它与工作地点、工作性质、是否有家庭照护负担有关。在指定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的睡眠质量比其他医院的相对差。工作相对安全的医务人员(未与患者或体液接触)具有较好的睡眠质量。由于精神和身体负荷过重,承受家庭照护负担的医务人员睡眠质量明显下降。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无法探究爆发期间医务人员的睡眠质量与正常工作时间之间的差异,需要后续追踪研究。
3.3 焦虑、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表明,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9.86%的医务人员可能患有焦虑症,有10.37%的医务人员可能患有抑郁症。一项针对该突发卫生事件爆发期间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结果的跨国多中心研究显示,中度至极重度的抑郁症筛查阳性率为5.3%,中度至极度焦虑症筛查率为8.7%[14]。最近有综述表明,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在16%~28%[15]。本调查中,医务人员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较低,这可能由于受访者来源较广泛,除了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还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其他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Logistic回归显示,与之前工作内容不一致、可能接触确诊患者/体液、防护措施不到位是焦虑的危险因素。在疫情中心区工作,工作与之前不一致,防护措施不到位是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更重要的是,较高的压力感知和较差的睡眠质量都是焦虑和抑郁的危险因素。
3.4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策略分析
有质性研究提示,疫情期间,许多医务人员提出他们并不需要专门针对心理的辅导,而是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和足够的防护用品[16]。因此,目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增强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应该将他们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另有研究指出,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过程中,一线医护人员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症状的检出率达26%[17-18]。COVID-19的爆发规模和死亡人数比起SARS更严重,在疫情结束后很可能会出现远期的PTSD[19],应尽快构建医务人员心理健康观察及干预体系。我国医务人员普遍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针对性培训和应对能力[2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医务人员日夜奋战,充分体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但同样暴露出一些平时训练和应急准备等职业素养缺乏问题,比如公共卫生和传染病知识储备不足、专业技能不强等。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管理层面应着重培养储备应急人才队伍,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培训,并增强实操演练,特别要加强非感染科(公共卫生科)室应急防护能力训练。同时增设心理素质方面的培训,提高医务工作者心理调适能力,以保证医务人员在各类救援中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为健全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打下坚实基础[2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22],COVID-19爆发期间的心理状况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因此,不仅要强调医务人员短期的危机处理与应对能力,更重要的是侧重于培养医学专业人才长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3.5 本研究不足之处及展望
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本研究虽然采取许多措施以保证调查顺利进行,然而依然有局限性。首先,由于疫情防控要求,难以进入医疗机构对医务人员进行现场调查,从而使用网络在线调查,数据收集方法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其次,调查时间处于疫情初期,取样样本量较小。最后,研究是横断面设计,难以观察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动态变化。因此,未来需要更大范围的纵向测量以观测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因素的变化趋势和进行因果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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