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哲学视角下现代医学异化现象及意义

精选论文 2021-09-22 08:37190未知xhm
摘    要:现代医学异化现象包括医学技术异化、权力异化、消费异化等问题。早期医学异化理论主要是身心二元异化论,现代异化现象则是在技术、权力、消费等因素影响下,呈现出以身体为中心的系统性异化现象。而要实现对现代医学异化现象的扬弃,不仅要承认身心二元论仍旧影响着医学主体选择,还应该加速医学哲学转向身体哲学,并在身体哲学的理论视角下处理好身体技术与器具技术、权力工具和身体知识不对称、医方初心和患者就医目的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现代医学异化 医学技术异化 医学权力异化 医学消费异化 身体哲学

异化理论是具有批判和反思性质的理论,对医学异化现象的讨论自然带有强烈的批判和反思性质。但异化理论的目的不是批判和反思,而是扬弃。陈刚[1]认为,“人类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得不采取异化的形式,但却为扬弃异化和人的解放准备了条件”。现代医学正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现代医学通过生物医学技术,不断提升了人类身体机能并极大改善了人们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医学技术不断上演改造身体“神话”的同时,其对社会的反作用已逐渐显现,甚至成为阻碍医学进步、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的“绊脚石”。从医患矛盾升级到现代整形手术泛滥,从器官交易再到基因编码……层出不穷的现代医学异化现象,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医学的原本面貌是什么。如果说,医学异化是医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经阶段,那么寻找出造成医学异化现象的原因,则是实现异化扬弃的关键。
“我们正生活在一场生物医学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的动因来源于科学家的职业兴趣,而他们对其社会和政治后果拒绝承担任何责任。”[2]61随着医学科学发展、医疗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增加,生物医学逐渐地偏离了“治病救人”宗旨,医学研究转而成为压抑、束缚和奴役人们的异己力量[3]。医学异化现象应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性范畴,如果仅从医学与技术辩证关系中审视医学异化现象,将医学异化单一地理解为“医学技术异化”是片面的。医学自诞生之日,就与身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要全面完整地认识医学问题,就必须将医学放置社会文本中,围绕身体去讨论现代医学问题[4]。如今,身体伦理学学者宣称,所有“这些问题在丰富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使得身体的认知和评价成为生命伦理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2]126。而部分医学哲学研究者也不断强调,身体是医学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深刻的概念,且医学所引发的一切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都能在身体中找到答案。因此,从身体哲学的角度认识医学异化现象,是进一步破解医学异化难题,充实医学管理哲学理论的新视角。

1 身体哲学与医学异化现象

身心二元对立是医学异化现象的早期表现形式,从柏拉图的“唯精神主义”到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再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身体被视为约束人类精神世界的“肉身”枷锁,象征着疾病、疼痛与灾难[5]。此时,医学则被视为让人们“肉身”恢复健康、正常的主要方式。直至尼采,身体才逐渐具有了觉醒的意欲。但真正地将“肉体”视为独立的、现实的、有血有肉的身体,来源于马克思对“现实的人”深刻判断。马克思等[6]真正地将医学治愈的对象回归到现实世界,他认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至此,医学摆脱了医学目的是为了满足精神世界需求,回归到了医学要解决“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现实身体问题上。而后恩格尔提出的医学模式转变,成为对早期医学异化现象的一次总结和清算。
传统的医学将疾病作为身体发生病理转变的一种生物性结果,而新医学模式理论则认为,人是一种生物性和社会性存在。疾病的发生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与身体相对的心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并影响身体状态,即疾病是生物、社会、心理共同作用于身体,而又通过身体表现出的整体性结果。伴随着“现实的人”和“完整身体”概念的出现,身体哲学似乎终结了“医学异化”的难题。但随后在技术主义、权力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脱胎于早期医学异化现象的现代医学异化,表现出了新的异化现象。医学哲学转向身体哲学并形成的相关理论,则成为了研究现代医学异化现象的理论前提。据此笔者认为,所谓的现代医学异化现象,是指在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对现代人思维方式全面渗透、影响、主导的背景下,一方面继续不断摆脱身心二元论的历史残余,另一方面又受到技术、权力、消费等因素影响,致使医学逐渐偏离医学本质的一种负面的医学社会化现象。进一步说,现代医学异化的关键问题,不是技术、权力和消费等因素对医学本身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这一系列的社会因素直接作用于身体,间接造成的医学异化现象。

2 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现象

现代医学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医学技术异化。张洪雷等[7]认为,“所谓医学技术异化,是指人类利用医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不但不是对医护人员的本质力量和医疗实践过程的积极肯定,而是反过来成为影响和压抑患者的本质的力量”。在技术主义的氛围中,医生反过来成为“读取”设备数据的工具,患者又成为医生获得利润的工具[8]。
现代医学异化现象,不仅是技术与医学相悖的不良产物,审视这一现象还应考虑到技术如何通过身体引发医学的异化。对于身体与技术的关系,马塞尔·莫斯等[9]认为,身体虽然是技术的对象,但在工具技术之前,已有了一套的身体技术。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技术与身体的关系逐渐地成为一个问题,改造身体变成了医学技术问题,生物医学技术进步也变成了改造身体的问题。夏可君[10]认为,“人在本质上作为技术性存在,涉及的不仅仅是生物进化,而且与工具的发展同步”。值得肯定的是,生物医学进步确实满足了人们对生命质量、改善健康的需求,但不能忽视技术与身体的深度融合,直接掩盖了身体作为人们感知世界、实现自我认同的基础性功能,甚至错误将技术视为解决所有身体疾病的唯一方式。客观地说,对于这些“本末倒置”的观点,并不是生物医学及医学进步的初衷,而是技术内在矛盾性的结果。对此,麦克卢汉[11]的观点较为中肯,他认为技术虽然很快征服了人们对改造世界方式的看法,但技术永远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
2.1 身体感知异化将导致主体意识丧失
梅洛-庞蒂认为,人们通过知觉在认识客体的过程,往往试图把客体同化到主体中,把客体变成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刘虹[12]认为,在技术逻辑主导的社会中,我们不再是一个感知的身体,而是一个携带着技术的身体。例如,可穿戴智能医疗设备能够协助患者进行科学化健康管理,将血糖、血压、血脂等身体的各项指标转化为精确的数字,即时告知患者身体各项身体指标是否处于正常值内,实现了人们随时随地监控自身健康状况的医疗技术支持。但当患者逐渐适应并对可穿戴智能医疗设备产生依赖时,患者的感知就极有可能把可穿戴设备吸纳到自己的“认知系统”中,使其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进而造成患者依赖设备上的数值来判断健康与否,而不是基于自己的身体感知。这不是否定可穿戴智能医疗技术对人类健康的积极作用,而是告诫我们如何中立地对待医疗技术。先进的、涉身的医疗技术逐渐占领人们的知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可能过度地沉迷于技术统治所描绘的美好幻境。在这种技术统治下,患者的独立性、医生的自主性,以及医患之间的身体间性等主体性问题,必然会受到技术的监控甚至被取代。
2.2 身体器官异化将引起自我认同危机
赛博格技术是通过改造身体器官的方式,让有缺陷的身体回归正常功能,甚至超常功能的一种医疗技术,这种技术实现了身体与技术互融共存。例如,乳腺癌患者通过佩戴义乳回归正常的女性形象,截肢患者佩戴假肢实现手的功能,器官移植手术实现生命的复苏。赛博格技术的积极意义在于,主体基于社会对“完整身体”的基本认知,可以实现“社会认同”。但患者又往往因为切除掉身体的一部分,移去坏掉的部分,植入新的外来零件,而陷入“自我身体是否属于自己”“身体的界限在哪里”的“自我认同”困境中。吉登斯[13]认为,对身体有规律的控制,是维持自我身份认同的基本手段,而与此同时,自我几乎恒定不变地将其具体化之表象“展现”于他人面前。笔者不主张技术乐观主义者抛弃身体拥抱技术的观点,也不主张技术悲观主义者去扩大生物医学的负面作用,进而陷入“吃肉骂娘”的苛责,但我们必须正视身体哲学的重要悖论:我“是”身体,还是我“拥有”身体?赛博格技术实现了主体想要在“他人”眼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身体形象,但身体器官被义乳、假肢等代替,却真实地造成了“我是身体,还是我拥有身体”的主体自我认同危机。
2.3 用药动机的异化导致因医而病
对于饱受病原性疾病困扰的人类而言,除去体内外的细菌、建造“无菌世界”,曾经成了人类追求健康的终极理想。在医学成功地将寄生虫阻挡在外之后,紧接着就开始试图大举歼灭细菌,最后制造出“抗微生物药剂”,试图摧毁全数单细胞生物,此类药剂即为抗生素[14]。在亚历山大·弗莱明意外发明抗生素后,抗生素已经成为治愈感冒、发烧、耳道疼痛的“万能药”,只要身体出现异样,盘尼西林、阿莫西林等各种抗生素就会往嘴里送,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杀死所有细菌”成为医患迫切实现共同目的同时,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耐药性。人体健康状况取决于身体内外环境的平衡,抗生素治疗虽短期有效,但抗生素杀死体内有害菌群后,人体内的所有品种的细菌都会受影响,当少数顽强的品种活下来后,就会重新组建生态圈,继而对抗生素产生更大的耐药性。2021年初,我国学者在顶级期刊《柳叶刀·传染病学》发表研究成果显示,在总体“积极向好”的大数据下,潜在的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依然存在。其中在1 800万余张抗菌药物处方中,15.3%被认为用药合理,28.4%可能合理,被认为“不合理”的达51.4%[15]。患者寄希望于抗生素能够将身体与细菌成功地分离,但不当地甚至滥用抗生素,正逐步打乱人类身体内的菌群平衡、弱化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人们寄希望于医学技术能够将细菌与身体进行彻底分离,然而实际造成的悖论是:因医而病,而不是因病而医。

3 现代医学权力异化现象

医学权力异化主要体现在医方将身体作为自我权力实施、维护的工具和资源,或者将治疗过程理解为自我价值实现,进而忽视治愈患者身体疾病的目的。政治经济学评论者认为,“能力差距”通过维持患者的依赖性,可以保持医疗行业的权威地位,而能力差距是经由医疗行业对知识的垄断来维持的[16]。
3.1 身体作为知识统治工具的异化现象
社会学是应用医学,目标是管束身体[17]。福柯[18]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它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福柯对身体哲学的独到认识在于,身体被视为一种可供外在力量行使权力的工具和资源。威廉·古德认为,一旦某个专业群体建立,它就开始通过形成各种社会关系来强化它的权力,这些社会关系控制了该专业与其顾客、同事之间的互动,以及与本专业之外的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19]。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和医学技术的复杂性决定了医患互动过程中,医方相对患方具有权力优势。而行使权力的人,往往对权力有成瘾作用,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权力有扩张意识,尤其是权力能够带来物质利益时[20]。笔者认为,在医患主体权力博弈过程中,医生通过接管患者的身体而获得对患者身体的相对控制,而患者主动将身体控制权移交的过程,往往又会增加、巩固医方因专业知识所获得的权威,进而产生一种犹如权力的异化意识。医生将身体作为医方权力实施工具的同时,往往会以“合目的性”为之辩护,致使医生过度强化自身的责任是“救死扶伤”,而非具有人文关怀的“心理疏导”。例如,当患者为缓解身体疼痛请求药物帮助,抑或寻求医生耐心解释病情时,部分医生往往以“知识壁垒”为由,剥夺患者对身体的控制权和知情权。笔者认为,医学的温度并不来自于专业知识,因为专业知识容易滋生权力意识;医学的温度来自于人文关怀,因为人文关怀是一种“设身处地”的社会关怀。
3.2 医学作为公共管理工具的异化现象
“疗治型国家”是奥尼尔在论证“医学身体”时提出的关键概念。在奥尼尔[21]看来,人的社会化首先是身体的社会化,身体社会化作为人类社会化的第一个阶段,为具有医学性质的国家形式即“疗治型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我们把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均置于职业化和官僚化中心的处置之下……这一进程的终极目标就是由国家医疗管理来掌管生命的诞生和死亡。”生老病死,具有职业性质的医疗几乎全盘接受了身体的一切,而“疗治型国家”则通过其权力网将具有职业性质的医疗纳入到国家公共管理的系统中来。所谓的“疗治型国家”,是指在工业化主导的社会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命的整个历程全部由“国家医疗”管理,个体与国家通过类似于“医疗承诺、健康承诺”的契约形式得以建立联系。这里隐含承诺是:国家提供医疗服务保障公民生命与健康,公民则必须服从国家的管理。区别于传统统治阶级的管理手段,“疗治型国家”的统治手段不再是赤裸的强权或政治、法制、经济干预,而是更为隐秘、更为微观的“医疗管理”。现代身体经济学者戴维·斯图克勒和桑杰·巴苏[22],将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因素放置在更为宏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认为经济政策虽然不是致病的直接原因,却是影响身体健康“原因的原因”。因此,当现代人无形中接受着医疗技术对自我身体的改造时,发展医学的目的也就逐渐从“治愈身体”异化成国家“公共管理工具”。在这种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对身体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院以“国家公共权力”的形式治愈身体、鉴定身体、管理身体获得收入,而医生则以“知识赋权”的形式,将身体视为自我权力扩张的来源,甚至视为获得资本获得的工具。
3.3 医学权力异化源于对身体知识的不对称
福柯认为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奥尼尔认为身体是权力意识的来源。身体社会学者对身体与权力的洞察,为认识医患关系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营养,即医方权力来源是由于医患双方对身体知识不对称,经济学称这种现象为“信息不对称”。莱德[23]在《潜态势身体》更进一步阐述了权力来源于身体这一命题,解释了医方如何凭借专业的医学知识来巩固其“霸权地位”。他认为造成“身体信息或者身体知识不对称”的深层次原因是“内部器官的隐形”,这种特征决定了身体不能像世界上的任何物件一样,当它出现问题时,我们可以随意的打开它,探究它、修理它。正是由于“隐形”这一特质,在医生“打开”患者身体、解密疾病信息之前,患者对自我身体内的疾病信息几乎是缺乏全面认知的。于是,患者就医的过程就是患者将失控的、缺乏认知的身体转交给医生予以恢复的过程,身体“标的物”的转移也意味着身体权力在向医方转移。因此,医生与患者在身体知识层面的认知差异和信息不对称,为医生巩固权力、滥用权力提供了可能,而被剥夺身体权的患者,则几乎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导致医患矛盾。

4 现代医学消费异化现象

“所谓消费异化是指人们以欲求而不是以基本的生存需要作为消费的出发点,从而导致人在消费活动中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的丧失,使人的本质异化到消费品上的物化状态。”[24]消费社会加速推进了医学社会化进程,为医学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动力。但也将医学带入了消费异化的历史阶段,这类异化不仅瓦解着患方对医方信任,也让患者沉迷于改造身体、迷失自我。鲍德里亚[25]称身体是消费社会中“最美丽的消费品”,且认为:“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和个体圣化,医学性才获得大规模的发展。”消费社会中,连接医患主体关系的身体被置于“物体系”的中心,这就造成医患双方不再围绕疾病和疼痛形成主体关系,而成为围绕消费形成现代性关系。可以说,消费社会致使医学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处于病痛中的身体,而是处在消费中的身体。
4.1 医方初心异化现象
运用现代医疗技术介入医生的诊断,相较于传统的诊断方式,确实降低了医学的误诊率、提高了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保证了患者的生命健康。但另一方面,部分医生过度依赖现代医疗技术,甚至几乎所有疾病要依赖仪器设备进行“排查”和“确诊”的现象仍旧存在。人们必须正视仍存在的这种异化现象,特别在当前较低的医患互信关系中、在患者对医学复杂性认知不足的情境下,无疑会将部分医生推向负面的舆论中心。除此之外,部分医生深受关系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存在违背医生职业道德的医学异化现象,将原本的照章办事变成了拿钱办事,收受回扣。虽然近几年医疗行业收受回扣的现象明显减少,但近日山西某家三甲医院医生自曝医院“塌方式”收回扣事件,再次反映出医方初心异化问题,仍是医学异化的主要现象之一。
受到当前市场经济、消费文化以及社会信任水平的多因素影响[26],部分医疗机构仍存在向患者尽可能多地推荐磁共振、CT、造影等检查,借此保证医院运营成本,降低医生误诊率、规避风险。对这类医学现象,笔者认为医方初心异化主要指受市场经济、消费文化以及社会信任水平等因素影响,医方以“成本-受益”“受益-风险”为行动原则,为了增加医院绩效并降低医生误诊率,医疗机构过度地将医院的运营成本转嫁给患者,以及医生所实施的防御型医疗等行为,所造成医学逐渐偏离“以人为本”的医学初心现象。例如,患者从医院购买医疗服务、治愈疾病,医院则提供相应技术、等价服务满足其需求,并按照“成本-受益”的原则维持医院的运营,保证医生薪酬,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医方与患者、医疗资源供方与需方所进行的一般生产消费过程。虽然医方的医疗器械、仪器设备的购置、维护和更新以及医护人员管理都需要通过资本运营来实现,但医院作为提供“准公共物品”的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所以,如果医方仅仅以资本的方式与患者发生资源交换,“救死扶伤”必然会让位于市场经济原则。再如,在较低的医患互信程度、较高的风险社会中,防御型医疗是医生主观上为了降低医院医疗事故、减少自身风险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策略,但医生一旦选择“低收益-高风险”的行为策略时,客观上就有可能直接地增加患者治愈病情的成本。笔者认为,身体存在是人存在的最基本前提,身体一旦遭受疾病和疼痛的困扰,就会面临着身体灭失的可能性,而身体的灭失,就意味着人的不存在。在具体的医学实践中,无论是将身体视为成本、视为收益对象、视为风险源,均与医学崇尚“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初衷相悖,而这一系列违背医学初心、医生初心的现象,就是医学初心异化现象。
4.2 患方就医目的异化
消费文化对主体产生的最大异化是:任何一切让位于“物体系”,并接受消费意识的统治。消费社会的到来,将属于人类最后的“遗产”——身体,纳入到“物体系”,并成为消费中心。在现代医疗技术发展和消费社会共生的背景下,患方主客观上被迫接受消费社会“物体系”和消费意识的影响,从而造成患方就医目的不是以生存、健康需求为出发点,而是过度地放大身体的社会属性,将身体视作可供消费的身份象征、社会地位等符号现象,我们称这种导致患者主体精神理性逐渐丧失的现象为患方就医目的异化。
一旦身体成为消费的中心,身体就会将改造的对象,从外部客观世界转向了人类自身,从以前的恢复身体本来状态转变为改善身体成为“完备”的人[27]。消费文化的盛行像布道者的圣歌一样,不知疲倦地提醒人们,必须经常地、有规律地保养身体,通过医学手段实施身体规划、身体管理。我们错误地认为,对于身体的自我控制和管理是自我主体意识的体现,但殊不知消费文化正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类的意识、影响着主体对身体的看法,例如医学整形手术。“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把‘身体’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白富美’‘高富帅’‘颜值’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而整容的对象就是这个被消费文化如此看重的身体。”[28]医学整形的泛滥,是主体受消费文化影响,不由自主地、过度地对自我身体“赋值”的异化现象。在消费社会中,无论是商场的橱窗,还是媒体广告,甚至是网络平台的“网红”们,到处充斥并暗示着身材与成功之间的关系。借助于医学整容,求美者可以向对方呈现出“标准化”的身体符号,而身体所显示出的特定价值和意义,有助于主体轻而易举地将自我(身体)作为一种商品出售。此时,身体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资本[29],通过它的改变可以实现身体资本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自如转化。现代医疗整容技术的成熟,让传统的个体生命健康问题演变成了一个群体的社会认同问题,疾病与疼痛让位于美丽与性感,转向消费身体的趋势迫使医学逐渐偏离原始的初心。医学社会化不应是医学消费化,医学目的异化再次让我们去反思,医患双方应将生存需求、健康需求作为医学的本质需求,而过度地对身体开展社会改造,则极有可能会导致医学陷入,特别是将身体物化到商品消费体系中。

5 对现代医学异化现象的扬弃

现代医学异化现象,是医学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历史性阶段。对这一异化现象的批判与反思,就是要找到造成现代医学异化的症结所在,以扬弃的哲学思维,提升公共卫生事业相关人员的管理理念,进一步缩短这一历史进程。
第一,认识现代医学异化现象,必须承认身心二元论仍对现代医患关系具有较大的影响,而要消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不能一蹴而就。身心二元论对医学哲学和身体哲学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将医学主体的身体分为了生物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虽“新医学模式”不断地告诫人们要全面地认识人和身体的复杂性,但这种二分法在具体的医学实践领域,仍直接影响医学学科设置及医生思维,例如,将生物性身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过于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医学本质和医学治疗过程。笔者认为,现代医学哲学的身体转向,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总体治疗方向”,即通过认识“现实的人”,活生生的、真实的、完整的身体来认识现代医学异化现象。
第二,现代医学异化现象,不是医学与技术、权力、消费之间直接对立的结果,而是通过身体引起的间接结果。医学技术的进步,确实推动了医学的飞速发展,也给千百万患者带来了健康和生的希望;医学权力的存在,促使医学学科及其研究者可以更为专注于医学本身,也解决着人类面临的各种“疑难杂症”,甚至从公共管理角度上看,也为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案;消费社会的到来,不仅给医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也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但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技术、权力和消费等因素也一定程度制约着医学的进步,甚至威胁着整个社会体系与医学体系之间的融合发展。因此,要理性认识医学与这些因素间的关系,只有通过身体认识医学异化现象。身体所蕴含的巨大能量,隐喻着一切的社会问题,而医学的特殊性正源于此:医学比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身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层面,不谈身体的医学无法发展,没有医学的身体难以存在。身体哲学者提出的技术身体、权力身体、消费身体,以及医学身体的概念及相关理论,不仅阐述了身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意义生成器,也阐述了医学的所有问题要从认识身体开始。
第三,认识现代医学异化现象,要处理好身体技术与器具技术、权力工具和身体知识不对称、医方初心和患者就医目的间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虽然身体与技术是共生共在的关系,但身体是所有技术中的“底层技术”。对于医生而言,应始终保持医学技术是一种器具技术的认知,它不能完全替代主体感知和真实交往;同时,还应该防止“技术至上”的医学发展逻辑,要让其发展符合整个人类生存和生活规律,警惕“因医而病”。另外,我们还必须去反思在未来世界中,医疗技术变革对人类自我认同的考验,即在医疗技术帮助人类完善自我身体功能过程,思考人类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认识“我”自己,又该如何认识“他人”的问题。其次,正确认识身体知识不对称和医学权力的关系。医生所拥有的专业知识虽来源于解码身体奥秘,但医生不应将此作为权力的来源。换言之,医生不应以患者的“无知”作为自我权力来源的基础。患者就医的过程,就是将自己最珍贵的“私有财产”——身体,交付于医生、医院的过程,这绝不是患者让渡自身决策权、管理权的过程,而是出于信任所进行的主体关系构建过程。同时,现代医学的专业知识,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生物医学知识,而是具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医学知识。因此,医生和医院应正确地认识自身的职业属性和社会定位,在帮助患者攻克疾病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向患者解释隐藏在身体中的“疾病密码”,同时要时刻保持“医者仁心”,以“利他精神”与患者构建主体关系,提升医学的温度。最后,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应将身体视为生命的存在,而非消费的存在。对于医方而言,不应将患者的身体视为资本的来源,更不应该因害怕风险而过度地透支患者身体。医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职业群体、医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盈利机构,应该正确认识成本、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当处于强消费文化、低医患互信度、高风险社会的社会情境中,更要保持“生命至上”的初心。同时,患者一方面应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还应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身体,将附加在身体上的消费因素还给身体本身,还给基于健康的医学本身。
医学异化现象是呈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用于身体上的医学技术、医学权力、医学消费的问题。对医学异化现象的系统阐述,是对现代医学发展逐渐丢失医学本质、缺少人文精神和公共责任的批判与哲学反思,也是重新审视医学社会化问题,实现扬弃的必然过程。应对医学异化现象不仅需要医患双方尊重生命价值,将医学认知回归到医学本身,将生命健康作为医学存在的本源;还应从医学的社会功能层面达到这样的认识:让医学成为推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平正义的积极力量,而非“异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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